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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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的建立有利于保护人权，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有利于保护诉讼的公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了诉讼结构的公正。但在实行沉默制度时，要考虑我国的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同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要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沉默制度，发扬沉默制度的特点，尽力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沉默制度更完善。

　　关键词：沉默权制度；制度引进；中国国情；诉讼结构；司法制度


　　沉默权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反映了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但沉默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沉默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英国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制度诞生于英国。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自古就有正当程序的理念，在13世纪早期，普通法院与教会法庭并存于英国，但英国宗教法庭的管辖范围远远超出宗教事务，两者之间关于管辖范围的争斗异常激烈。英国普通法院采取了陪审制度，废除了宣誓作证，而宗教法庭采用了纠问式宣誓制度，并逐步发展为纠问式诉讼模式。对于这种方式，英国法学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沉默权就是作为反对“依职权宣誓”的审讯制度的有力武器，在这两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被提出并逐步丰富与发展。而1639年李尔本案件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在该案中，强迫李尔本作证，遭到了拒绝。李尔本在法庭上说：“任何人都不得发誓折磨自己的良心，来回答那些将使自己陷于刑事追诉的提问，哪怕是装模作样也不行。”星座法院遂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决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对其施以鞭挞和枷刑。在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了星座法院的判决，成为重要的转着点，随后，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沉默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英国《1898年刑事证据法》，该法明确规定了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沉默制度也受到了挑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在这次改革中，限制沉默制度与否成为焦点。后因为爱尔兰恐怖事件，沉默制度受到了重要限制。[2]

　　（二）美国默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法律深受英国的影响，同时由于美国本身的特有文化，使美国法律重视人权，因此沉默制度得到发展。在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案中，最高法院肯定了沉默制度的原则，认为强制和暴力导致的自白无效，促进了沉默制度的发展。但由于该沉默制度的规则很不容易把握，因此又对其进行了改革，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规则[4]它对沉默制度进行了限制，规定了法律人员的职权行为，有利于掌握。米兰达规则的形成还得益于西方刑事诉讼法则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首要的仍是美国政治传统上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法律一特别是程序法的信任和维护，以及最高法院点石成金般的权威。这进一步促进了沉默制度的发展。

　　二、沉默权制度的内涵

　　（一）沉默权制度的内涵

　　沉默权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有权利保持沉默。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沉默权制度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法院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进行违背自我意愿的认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方和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的权利。法院应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该权利不受侵犯，警察、法官、检察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就案件事实做有利或不利于自己陈述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陈述必须出于被讯问人真实的意思，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官不得把非自愿、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和选择权利。这体现了维护当事人自我法律权益的原则。特别注意，当犯罪嫌疑人违背自我意识做出的陈述是无效的，法律上不予认可。[1]

　　（二）沉默权制度内涵所体现的价值

　　1.沉默权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诉讼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法之外的自身程序的价值，司法机关只有依照法定程序才有权与予以定罪。只有当程序的价值得到保障，那些利益会受到程序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才能被视为受到基本公正的对待，经过这样的法律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才能视为是公正的。沉默权制度通过不自证其罪、陈述的选择权、保持沉默且法官不得据此作出不利裁决等途径体现程序正义。司法机关必须依靠公正的程序，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沉默制度因其自证其罪、陈述的选择权、保持沉默且法官不得据此作出不利裁决等途径体现程序正义，因此体现了程序正义。[6]

　　2.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比，处于弱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被告人辩护权、沉默权、回避权等一系列诉讼权利，要求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其目的就是为了真正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完整性，确保其拥有足以与国家追诉相关相抗衡的能力，使国家追诉权得到适当的限制，让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以确保司法公正。

　　3.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沉默权的确立是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与平衡。侦查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两个原则：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原则；二是遵循程序原则，坚守程序的公开性。第一个原则是民主的要求，即权力源于权利，权力须服务于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公正的要求，公平、正义是权力行使的伦理基础，道义性支撑着权力的正当性。沉默权的确立，从性质上使其纳入了法定权利的范畴，从而使权力行使者首先面临的是权利的尊重与保障的问题，这必然要求审讯者不能把犯罪嫌疑人当作简单的客体或一个为获得对己有利的证据而任意摆布的工具，而应当把他（她）提高到一个自由的、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地位。[7]

　　三、如何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的内容及其在中国的现状分析

　　美国学者对沉默权的内容做了详尽的表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供述或提供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及时告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出于其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做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5]

　　刑诉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所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有学者因此认为我国存在特别的沉默权制度，我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

　　刑诉法严禁用刑逼供等强制方法收集证据，体现了我国法律注重保护犯人的基本人权，但是，出于对案情真实的追求，我国法律仍然对沉默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且还要求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如实回答。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侦察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往往通过口供再去调查其他证据，以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可以说，禁止以强制手段迫使被追诉者自我归罪与要求如实陈述的义务并存，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追求的程序正义与追求真实利益之间冲突在立法上的反映。[7]

　　同样，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一规定与沉默权也是大有区别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是指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和查明本案案情毫无关系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与本案有关的问题，他就不再享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而应当如实回答，若是拒绝回答，后果则是抗拒从严，这一政策是与沉默权对立的。沉默权是以无罪推定原则和不得自我归罪原则为理论基础的，1688年英国大主教圣克莱夫特诉诸这样一句名言“我有权不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这是对沉默权最好的佐证。可见，拒绝回答与沉默权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此，我认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3]

　　（二）我国发展沉默权面临的困难

　　1.受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缺乏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文化观念基础。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强调人性本善，讲求和谐，中庸，因此提倡以礼法教化，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民知耻而无讼，因此我国民间也以诉讼为耻，不重视自我的诉讼权利，也无相关的法治理念。中国社会的传统特征是等级和身份，国家也认为百姓无需有相关权利，而只要履行规定的义务就可以了。市民法意义的个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与强大的政治权力相比，个人根本不可能有社会尊严可言。而沉默权的本质在于尊重个人的尊严，规定沉默权就意味着允许个人对官方的追诉进行消极的抵抗，以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根据这一权利，政府不得要求受到刑事追诉的个人协助其实现惩罚犯罪的任务。这一本质与西方传统的以人为本，尊重个人尊严的文化观念是暗合的，即在西方有沉默权存在的文化观念条件。而在我国刑事活动中，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法律规定，负有依职权主动查明犯罪的责任，而嫌疑人则有配合协助国家查明真相的义务，中国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成为被刑诉、被呵斥的对象，是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毫无个人尊严可言，并且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当然,近几年,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家重视保护人民的法律权益,提出重视人权,加强法治社会的建设,人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生活的个人自由已经有了起码的保障，个人的法治观念也得到提高,重视保护自我的合法权益 .但也要看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尤其是司法系统,刑讯逼供的现象还屡禁不绝,由此可知，沉默权制度的发展缺少文化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发展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保护人权，构件我国的人权体制。[4]

　　2.我国目前的犯罪态势和侦查能力矛盾的存在，阻碍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西方资本思想的大量传入我国，以及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引发犯罪的社会消极因素而与我国高犯罪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尤其是基层机关普遍存在办案经费不足、办案装备落后、装备科技含量低、交通工具短缺、侦查水平不高、人员素质不高等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的问题。大量存在，我国的犯罪率一直呈增长趋势，虽然经过多次“严打”和连年不断的“专项治理”，但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犯罪呈现高科技，高智商犯罪比例不但增加，如果我国实行沉默制度，赋予被追诉者享有对抗追诉者的权利，必然会给公安、司法人员带来许多麻烦，不利于案件的侦破。但这同时也是我国法律进步发展的必经阶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3.建立沉默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尚不健全，对沉默权造成影响。我国要建立沉默制度，必须考虑与此相关的其他配套制度。默权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它的良好运行需要相关制度与之配套。而我国目前与之配套的制度还很不健全，甚至有些法律制度还与其宗旨相抵触。首先，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尚不健全。
建设工程使用过程中坍塌的责任如何分担

徐小珍等与钟立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完工后，发包方未经专业验收也未提出质量问题即投入使用的，后因建设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造成建设方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应当查明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明确责任，赔偿损失。
2007年7月，徐小珍、徐少初委托亲友陈佑安与钟立其口头订立1份房屋(鸡舍)修建合同，同年7月24日，钟立其组织人员动工修建。8月9日，鸡舍修建完毕，徐小珍、徐少初就鸡舍施工质量未提出异议。8月29日，徐小珍、徐少初将报酬6000元全部支付给钟立其。2008年12月21日下午4时左右，该栋鸡舍全部倒塌，给徐小珍、徐少初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同年12月31日，湖南德源司法鉴定所受徐小珍、徐少初委托，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鉴定材料，出具了湘德源质鉴字(2008)12号司法鉴定报告书：鸡舍倒塌的直接原因是建筑施工质量低劣造成。鸡舍无设计施工图，结构不合理，无照无证施工人员盲目决定施工，属违章违规建筑，也是造成鸡舍倒塌的原因。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鸡舍倒塌造成的损失，双方当事人应如何分担该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钟立其不具备承揽工程的资质，在无设计施工图纸时凭经验盲目组织施工，施工过程中施工质量相对较低，是导致鸡舍倒塌的主要原因，故钟立其对徐小珍、徐少初经济损失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徐小珍、徐少初修建鸡舍未取得相关行政部门的许可，订立合同时怠于钟立其承建资质的审查，修建鸡舍无设计施工图纸、未请相关专业人员组织验收即进行使用，亦有责任，故徐小珍、徐少初对其自身经济损失亦应承担部分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在修建该鸡舍的过程中，徐小珍、徐少初怠于对钟立其承建资质的审查，修建鸡舍无设计施工图纸，未经过专业验收即进行使用，原审判决徐小珍、徐少初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对湖南德源司法鉴定所湘德源质鉴字(2008)12号司法鉴定报告钟立其未申请重新鉴定，且报告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资料鉴定得出的结论。该报告载明造成鸡舍倒塌的直接原因是建筑施工质量低劣造成。钟立其明知自己不具备修建鸡舍的资质，在无设计施工图纸的情况下盲目施工，建筑施工质量低劣，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审酌定为60%的责任并无不当。

二、案件来源
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2010)桃民初字第1271号；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常民一终字第44号。

三、基本案情
　　2007年7月，徐小珍、徐少初委托亲友陈佑安与钟立其口头订立1份房屋(鸡舍)修建合同，约定由钟立其组织人员替徐小珍、徐少初建筑1栋12间的鸡舍，鸡舍长48米，宽8米。鸡舍无施工图纸，质量方面参照徐小珍、徐少初已建成的另1栋鸡舍的质量标准进行施工，但新建鸡舍较之长12米，且地理位置较高。建筑所需原材料全部由徐小珍、徐少初提供，鸡舍建成后给付钟立其报酬6000元。同年7月24日，钟立其组织人员动工修建。8月9日，鸡舍修建完毕，徐小珍、徐少初就鸡舍施工质量未提出异议。8月29日，徐小珍、徐少初将报酬6000元全部支付给钟立其。2008年12月21日下午4时左右，该栋鸡舍全部倒塌，给徐小珍、徐少初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同年12月31日，湖南德源司法鉴定所受徐小珍、徐少初委托，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鉴定材料，出具了湘德源质鉴字(2008)12号司法鉴定报告书：鸡舍倒塌的直接原因是建筑施工质量低劣造成。鸡舍无设计施工图，结构不合理，无照无证施工人员盲目决定施工，属违章违规建筑，也是造成鸡舍倒塌的原因。2009年2月25日，该所鉴定接受徐小珍、徐少初单方委托，出具了湘德源评鉴字(2009)02号司法鉴定报告：徐小珍、徐少初饲养的罗曼粉商品代蛋鸡因在产蛋期间发生鸡舍倒塌事件造成蛋鸡饲养终止，蛋鸡喂养可获得的鸡蛋出售、蛋鸡出售可得利润损失为204762.40元。2009年7月8日，湖南德源司法鉴定所又受桃源县人民法院委托，对倒塌的鸡舍进行造价鉴定，出具了湘德源造鉴字(2009)12号司法鉴定报告：该工程造价为42192.84元。徐小珍、徐少初共花费鉴定费5000元。
　　徐小珍、徐少初建造鸡舍未进行土地使用权审批，亦未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钟立其亦无建筑施工资质。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施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徐小珍、徐少初因鸡舍倒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多少？徐小珍、徐少初要求钟立其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施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及鸡舍倒塌双方的过错责任大小问题。
　　徐小珍、徐少初认为，其仅委托亲友陈佑安与钟立其订立合同，因此，徐小珍、徐少初应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且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建筑施工合同的法律特征，合法、有效。合同成立后，由于钟立其施工质量低劣，无照盲目施工，导致鸡舍倒塌，钟立其应承担本案全部责任，赔偿徐小珍、徐少初所有经济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钟立其认为，是陈佑安与钟立其订立的合同，徐小珍、徐少初主体不适格，双方的合同应当归于无效。在施工过程中钟立其亦不存在任何过错，鸡舍倒塌原因不明，故钟立其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中，陈佑安受徐小珍、徐少初之托与钟立其订立合同，徐小珍、徐少初有相应证据证明，且与庭审查明事实一致，故合同当事人为徐小珍、徐少初和钟立其双方，徐小珍、徐少初的主体适格。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均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法律规定的使合同归于无效的情形，因此，双方订立的施工合同合法、有效。钟立其不具备承揽工程的资质，在无设计施工图纸时凭经验盲目组织施工，施工过程中施工质量相对较低，是导致鸡舍倒塌的主要原因，故钟立其对徐小珍、徐少初经济损失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徐小珍、徐少初修建鸡舍未取得相关行政部门的许可，订立合同时怠于钟立其承建资质的审查，修建鸡舍无设计施工图纸、未请相关专业人员组织验收即进行使用，亦有责任，故徐小珍、徐少初对其自身经济损失亦应承担部分责任。
　　(二)关于徐小珍、徐少初经济损失的计算及钟立其应否赔偿徐小珍、徐少初可得利益损失问题。
　　徐小珍、徐少初认为，其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可得利益损失，直接损失具体表现为房屋及室内设施等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则为鸡蛋和蛋鸡出售可获得的利润，钟立其均应承担。钟立其认为均不应赔偿。另徐小珍、徐少初进行鉴定的费用属合法支出，亦应属于损失之列。本案中，徐小珍、徐少初直接损失中的房屋(鸡舍)造价系司法技术鉴定结论，钟立其无相反证据否定，该项损失应予以认定。鸡舍设施等毁损造成的损失，钟立其不予认可，且徐小珍、徐少初提供的证据或形式不合法，或缺乏关联性，或计算不够客观，故该项损失不应计入。至于可得利益，明显超过了钟立其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限度，实际中徐小珍、徐少初也不一定必然获得，特别是徐小珍、徐少初修建鸡舍，未经审批，属违规违章建筑，其衍生的利益属徐小珍、徐少初非法获得，故该项损失亦不应计入，钟立其对此应不予赔偿。遂判决：钟立其赔偿徐小珍、徐少初因鸡舍倒塌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47192.84元的60%，即人民币28315.7元，此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元，由徐小珍、徐少初负担390元，钟立其负担590元。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钟立其修建的鸡舍倒塌而引发的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是徐小珍、徐少初的损失有多少，双方当事人应如何分担该损失。
　　关于焦点一，徐小珍、徐少初委托其亲友陈佑安与钟立其口头订立鸡舍建设合同。双方约定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钟立其收取报酬6000元，由钟立其出面组织人员施工，其他施工人员的工资也由钟立其发放，双方以建成鸡舍为合同目的，其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故钟立其上诉称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关系，其作为雇员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关于焦点二，徐小珍、徐少初主张其损失包括鸡舍设施、正常喂养后的蛋鸡及鸡蛋的可得利润损失。对鸡舍设施损失徐小珍、徐少初未举证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蛋鸡及鸡蛋等可得利润损失，因徐小珍、徐少初在一审中提交的湖南德源司法鉴定所湘德源评鉴字(2009)第02号司法鉴定报告计算不够客观，是由徐小珍、徐少初单方提供的鉴定材料，在报告中注明鉴定时经现场查看已无存栏蛋鸡，蛋鸡平均存活率采用理论值，蛋鸡正常喂养至可取得鸡蛋出售利润中扣除的成本仅考虑了饲料成本等，钟立其亦未认可该鉴定报告的内容。二审期间，徐小珍、徐少初就可得利益损失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因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未予批准。对鸡舍倒塌后设施和蛋鸡的处理情况，徐小珍、徐少初亦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可得利益，一是徐小珍、徐少初未举证证实具体数额，二是明显超过了钟立其订立合同时的预见限度，故对该损失不应计入。在修建该鸡舍的过程中，徐小珍、徐少初怠于对钟立其承建资质的审查，修建鸡舍无设计施工图纸，未经过专业验收即进行使用，原审判决徐小珍、徐少初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对湖南德源司法鉴定所湘德源质鉴字(2008)12号司法鉴定报告钟立其未申请重新鉴定，且报告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资料鉴定得出的结论。该报告载明造成鸡舍倒塌的直接原因是建筑施工质量低劣造成。钟立其明知自己不具备修建鸡舍的资质，在无设计施工图纸的情况下盲目施工，建筑施工质量低劣，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审酌定为60%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徐小珍、徐少初关于损失计算有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钟立其主张双方是雇佣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　因保修人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导致建筑物毁损或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保修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保修人与建筑物所有人或者发包人对建筑物毁损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山东省高级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
21、对于质量不合格的工程，根据承包方和发包方的过错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1）因承包人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应当在鉴定确定的修理、返工或者重建费用的范围内予以减低。
（2）发包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提供的设计有缺陷；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直接指定分包方分包专业工程。承包方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3）因保修人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导致建筑物毁损或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保修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保修人与建筑物所有人或者发包人对建筑物毁损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