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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条例》已由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1999年9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和民主法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
《代表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乡镇（指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宪法》、《地方组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行使职权。
第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基层国家行政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并报告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第四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每届任期三年，从本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的会议经费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履行职责时的各项活动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或主席团决定，可以临时召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举行，会期不得少于两天。
第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方能举行。
第九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乡镇统筹费征收的标准；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一般在举行会议的十日前，由主席团将开会时间和会议事项通知代表。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乡镇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主席团决定，可以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各项议案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构不成议案的可以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上级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的机关或单位在大会期间的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上负责口头答复或者书面答复；书面答复的，受质询机关或单位负责人应当签署，由主席团决定印发会议或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或单位再作答复。
第十五条 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时，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国家机关的派出机构提出询问，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应当就询问的问题向代表作出答复或说明。
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办理，并从交办之日起一个月内，至迟不超过二个月负责答复代表。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与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在任期内一般不得变动。确需变动的，应履行法律程序，未经法律程序不得到职或离职。
第十九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议上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二十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因故出缺时，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进行补选。

第三章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第二十一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从本级代表中选举产生，对本届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席团负责处理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
主席团成员一般由七至十一人组成。主席团成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必须向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团成员的职务。
第二十二条 主席团会议必须有全体成员的过半数出席，方能举行。
主席团成员应出席主席团会议，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主席团会议的，其主席团成员职务自行终止。
主席团会议作出的决定须由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主席团会议每三个月至少召开一次。
主席团举行会议时，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和有关人员根据主席团的要求列席会议。
第二十三条 主席团在召集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时，负责下列工作：
（一）确定会议召开日期；
（二）决定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三）通过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四）拟定会议议程草案、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出主席团成员、议案审查委员会、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建议名单，提请大会审议通过；
（五）决定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六）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候选人名单；
（七）决定对质询案的处理和将罢免案提请大会审议；
（八）提出各项决议、决定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和表决；
（九）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四条 主席团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负责下列工作：
（一）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
（二）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工作情况的报告，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情况；
（三）审查和批准本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并向下次代表大会会议备案；
（四）将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交有关机关或组织研究办理，督促有关机关或组织将办理情况答复代表；
（五）组织代表联系选民，开展视察、执法检查、调查、评议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的各工作部门及上级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工作。组织代表向选民述职，接受选民监督。并将上述工作情况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六）接受人民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并督促有关部门办理；
（七）组织选民依法罢免、补选本级和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确认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报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并通知原选区选民；
（九）接受主席团成员和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辞职。决定副乡长、副镇长的个别任免。乡长、镇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从副乡长、副镇长中决定代理人选。主席团决定后，报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十）负责召集下一次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十一）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交办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的工作。

第四章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主席、副主席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主席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职责是：
（一）召集和主持主席团会议，在主席团的领导下处理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
（二）负责筹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组织实施主席团决定的事项；
（三）宣传贯彻并检查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情况，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四）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主席团的决定，组织代表开展视察、执法检查、调查、评议、议政等活动，反映代表和人民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努力为代表履行职责服务；
（五）检查、督促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承办情况；
（六）接待和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七）列席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会议；
（八）办理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办或委托办理的工作事项。
（九）整理、保管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主席团会议资料和文书档案材料。
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秘书一人，协助主席、副主席工作。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一人，委员三至五人组成。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在本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本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期至下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为止。
第二十九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补选的本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和选举的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并向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审查报告，经主席团会议通过，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确认，并予公告。

第六章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十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第三十一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即从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举行下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必须向主席或者副主席书面请假，并由主席或者副主席报告大会主席团。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四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它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执行机关应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机关应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由主席团
报告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应得的工资和其他待遇。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除按时出席代表大会，认真行使代表的权利外，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任务是：
（一）学习宪法、法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
（二）根据人民代表大会的议题有计划地开展视察、调查活动，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做好准备；
（三）贯彻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积极参加主席团组织的各项代表活动，密切联系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决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推行工作，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三十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三人以上的可按照居住地区或生产单位组成代表小组；不足三人的，可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编组。代表应积极参加代表小组活动。
第三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的监督。原选区选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罢免代表必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第三十九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出缺时，可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通过的《河北省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1999年9月24日
　　内容提要: 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遭受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即为精神创伤。精神创伤赔偿旨在保护自然人的精神健康权，因此有别于现行法下“精神损害赔偿”之概念。直到晚近，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方才获得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的认可与重视。尽管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了诸多精神创伤案件，但是我国学界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研究甚少。本文则通过考察精神创伤赔偿的基本概念，结合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的相关理论与实务，探讨在我国现行法下如何建构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以期为实务界审理日益增加的精神创伤案件提供学理上的参考。


一、导论
无论在普通法系抑或大陆法系，精神创伤赔偿理论都是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至晚近才逐步发展起来。以英国法为例，尽管早在1886年的考尔特斯诉维多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案（Coultas v. 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1]中，针对精神创伤的损害赔偿请求就被提出，然而直到1901年的杜理廖诉怀特父子案（Dulieu v. White＆Sons），[2]法院才认可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但须以“受害人因担心自身遭受即时的人身伤害而引发精神创伤”为条件。1925年，审理海姆布鲁克诉斯托克司兄弟案（Hambrook v．Stokes Bros）[3]的法院首次准许因担心他人安危而引发精神创伤的受害人获得赔偿，从而将精神创伤赔偿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3年的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McLoughlin v. O’ Brain）[4]又进一步扩展可赔偿之精神创伤的范围，即准许事发之后才赶到现场或医院的受害人就精神创伤获得赔偿。上述四个里程碑式的判例见证了一个世纪中英国法上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发展历程。
最近20年间，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个法域发生了更多的精神创伤案件。这些案件对原有的精神创伤赔偿理论和实务不断提出挑战，并促使其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创伤案件也已经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例如，在赵女士诉北京振远护卫中心案[5]中，原告和同伴在行路时遭遇车祸，事故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虽然原告在事故中只是被轻微剐蹭，但事后她的脑海中却时常浮现事故的过程和伤亡者的惨状，同时伴有头晕心悸的症状，经医院确诊为“植物神经紊乱症”。原告就此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可以预见，随着人们逐步认识并重视精神健康，各种精神创伤案件将会日益增多。
然而，在我国侵权法上，“精神创伤”仍然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亦尚未为学界所广泛关注。[6]而本文将对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予以探讨，希望为实务中精神创伤案件的审理提供学理上的参考。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讨论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并与现有的相关法律术语作必要的辨析。第二部分则通过比较法研究，考察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务。第三部分将探讨在我国现行法下宜如何构建精神创伤赔偿理论。

二、精神创伤的概念
（一）基本表述
“精神创伤”（Psychiatric Damage, Mental Trauma or Psychiatric Injury）通常是指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遭受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下文简称为“精神伤害”），它是精神健康权（Right to Mental Health）受到侵害的结果。精神创伤有时也被称为“神经性休克”(Nervous Shock)。这曾是英联邦法域中的通用表述，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多次受到法官和学者的批判。[7]其主要理由是，法律所认可的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并不是瞬间的休克或震惊，而是因震惊而引发的精神伤害；因此“神经性休克”的表述并不确切、且具有误导性。相反，他们主张使用“精神伤害”（Mental Injury）或“精神失常”（Psychiatric Disorder）等更为现代的表述来指称精神创伤案件中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这项观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法域[8]和法官所采纳。
“精神创伤”是否具有可赔偿性，或者说，它是否属于法律所意图保护的利益（即“法益”），在法律史上曾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之前，精神创伤因为诸多政策因素而被排除在法益范畴之外。这些因素包括：当时医学对精神疾病研究的不足；一旦打开案件的“水闸”（Floodgates）将会使法院不堪重负、并可能牵连保险业的顾虑；可能怂恿人们提起虚假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具体的损害数额难以评估等。然而，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基于相关技术性困难而只承认身体伤害（Physical Injury）、却不认可精神伤害的保守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法域所抛弃。如今，在普遍肯定“精神创伤具有可赔偿性”的前提下，法学上的更多争议则是围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权”而展开。
（二）医学上的概念辨析
“精神创伤”概念是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伤害，从而有别于人们通常所指的“情绪上的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在日常生活中，因情绪而引起的身体反应通常只持续短暂时间，它对人的健康不致产生危害，相反却有益处（例如，分泌肾上腺素以恢复肌肉的力度）。但是，如果某种负面情绪（例如，惊恐、焦虑、悲伤、尴尬或失望）持续较长时间或者重复出现、超过当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将导致其无法摆脱该情绪的困扰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这种状态的持续存在，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精神疾病。因此“情绪上的痛苦”与“精神创伤”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人类的正常情绪，本身并不会给健康带来明显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必定不会引发损害赔偿责任，在某些法域[9]其亦具有可赔偿性）；而后者是侵害精神健康权所导致的精神伤害。
从医学的角度看，精神创伤与身体伤害一样，都是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的具体类型；只是前者针对的是精神的健康，后者则针对身体的健康。同样的，对精神健康的侵害也会造成经济损失（例如，治疗精神疾病所需的费用、误工费、看护受害人所需的费用）和非经济损失（例如，因患上精神疾病而婚姻破裂）。
依据“因某种负面情绪而导致的身体伤害（例如，因受惊而摔伤或流产）具有可赔偿性”的事实，并不能由此推定该情绪必定引发了精神创伤。是否造成精神创伤，需要借助于医学的诊断。当然，就“正常”的情绪波动和“不正常”的精神病症，并非总能轻易地作出区分。虽然某些严重的精神疾病[10]容易判定，但是那些较为缓和的精神病症（例如亚临床抑郁症）则表现得与日常的忧虑或沮丧的情绪相似，从而增加了判定的难度。另外，由于日常负面情绪与精神创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绝对的界限，某些具有介于两者边界地带的精神状况，也往往成为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精神创伤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三）与相关法律概念的辨析
1.“精神创伤”与“非财产损失”
所谓非财产损失，是指“权利被侵害”本身即构成一种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不管该侵害行为在后果上是否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与否。在那些认可“非财产损失”的大陆法系法域，[11]非财产损失一般只限于侵害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名誉权、尊严、隐私权、身体自由权等）的情形，并未扩展到侵害财产性权利的案件；换句话说，于后者而言，实际损失的客观存在依然是受害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要条件。[12]在涉及非财产损失的案件中，由于无需考虑受害人是否遭受实际损失，因此，即使是那些处于无意识状态、从而无法感受伤害的人（例如婴儿、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亦可能因为人格权被侵害的客观事实而获得赔偿。此时，法院通常会裁定给予受害人特定数额的实质性损害（Substantial Damages）赔偿。[13]
在普通法系，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自身可诉性（Actionable per se）侵权行为”，即使侵害行为并未导致任何实际损失，受害人仍然可以提出有效的诉由。确立该项制度的意图在于，普通法认为某些权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即使受害人没有遭受实际损失，其仍然有权要求法院确定侵害行为的违法性、维护该权利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从而展现侵权行为法亦具有确认权利的功能。有别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的法院通常只给予受害人以“名义上的损害”（Nominal Damages）赔偿。此外，并非对所有权利的侵害本身都具有可诉性；普通法只将其适用于有限的几种情形：“对土地的侵入”(Trespass to Land)、“对身体的侵害”(Trespass to Person)、[14]“诽谤”(Defamation)，以此突出对土地的占有权、身体权和名誉权的特别保护。
而在精神创伤案件中，受害人的精神健康权受到侵害，且在后果上发生了实际的经济损失或非经济损失；受害人据此可请求侵害人赔偿其实际损失。由此可以，精神创伤与将“权利被侵害”本身作为损害的“非财产损失”有着本质的差别。
2.“精神创伤”与“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Mental Suffering）是一项宽泛的概念，通常于如下三种不同情形中使用。①遭受身体伤害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此类案件中，受害人因身体伤害而承受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痛苦，并可能丧失生活中的某些乐趣；[15]或者，患者因医生误诊使得患者丧失存活特定年限的机会，从而饱受沮丧和绝望情绪的困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16]基本上所有法域都认可这种与身体伤害相伴存在的精神损害。②其他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或身份权益被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被损毁的受害人，“直接”承受情绪上痛苦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尽管受害人情绪上的痛苦尚未构成精神疾病，但依然遭受负面情绪的困扰、并导致心境的失衡和不安定。例如，某种亲属关系因被告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受害人为此经历情绪上的痛苦；或者，因先人的遗体、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或隐私受到侵害而遭受情绪上的痛苦。③因被告的过错而遭受情绪上或感情上痛苦的第三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7]此种情形经常发生在与受害入有着特定关系的人群中，包括丧失性行为能力之受害人的配偶、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之受害人的家属或亲属。
人格价值是无形且非物质的，在本质上无法用金钱予以评价。不过，为了彰显法律对人格权的切实保护，同时使侵害人承担不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的侵权行为法均认可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来保护人格权；尽管不同法域所规定的要件、保护的范围存有区别。一般而言，所谓的“精神损害”指的是“破坏平和心境的负面情绪”，但尚未发展至精神伤害或精神疾病。法律允许对该负面情绪予以金钱上的赔偿。
与“精神损害”的概念不同，如果受害人因所遭受的负面情绪继而引发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那么就直接构成对“精神健康权”的侵害，侵害人需要对“精神创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可赔偿性的问题、具体损失项目的确定、损失数额的计算都将有异于精神损害的相关规则。[18]
可能产生疑问的是，精神创伤的受害人是否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当受害人因为被告的过错行为患上精神疾病，除却治疗费用、看护费用、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外，该受害人能否以治疗过程中的肉体痛苦、丧失生活乐趣等为由请求损害赔偿？尽管精神创伤所侵害的精神健康权，但是它与侵害身体健康权的身体伤害并无本质的区别，两者在法律上应当获得相同力度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精神创伤导致受害人遭受肉体痛苦或丧失生活乐趣，那么其亦有权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精神创伤受害人的近亲属亦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四）精神创伤案件的类型化
1．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
基于受害人的精神创伤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可以将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人分为两类：第一顺位受害人（Primary Victim），即那些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Personal Involvement）、并遭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的人；第二顺位受害人（Secondary Victim），即指那些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但却因目睹或获悉第一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身体和/或精神）损害而产生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的人。相比较于前者，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往往更容易在学理上和实务中引起争议；其原因在于，第二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并不是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产生的损害结果，而是以第一顺位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为媒介、反射到第二顺位受害人之后产生的损害结果。这种“反射性损害”[19]在性质上属于间接损害。根据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原则上仅直接损害具有可赔偿性；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之间另作约定，间接损害不予赔偿。[20]然而，随着侵权行为法所认可的法益范围不断扩展（例如，精神健康、精神安宁、性生活乐趣、纯粹经济损害等），某些反射性损害亦逐渐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法域所承认，尽管各个法域的保护力度不尽相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就属于其中的一种。
2．案件类型化
根据实务中的各种案情，可以将这两类受害人所可能涉及的案件进行类型化。但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经类型化的案件并不能穷尽纷繁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案型。第二，类型化便于人们的理解，并有助于实现“相同案件、相同处理”的要求，但是对不同案型的理解不宜过于封闭或简单化。具体而言，第一顺位受害人请求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包括如下六种案型：
(1)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同时遭受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例如，甲与乙驾驶的车辆迎面相撞，在车祸中乙严重受伤，并同时受到惊吓而引发精神伤害。[21]
(2)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虽然并未遭受身体伤害，但是却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范围中（Within the Zone of Danger），并且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例如，甲在驾驶车辆时违规切线，将要与乙所驾驶的车辆迎面相撞，虽然乙及时改变方向盘、避免了一场车祸，但是乙却因为这次危险的经历而引发精神伤害。
(3)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虽然并不属于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范围内，但却因为担忧自己在事故中的“参与行为”会对第三人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伤害。此类案型中的受害人通常被称为“非自愿的参与者”(Involuntary Participants)。例如，雇主甲为雇员乙提供了质量有瑕疵的绳索，当乙开动起重机吊运货物的时候，用来捆绑货物的绳索突然断裂，导致吊运中的货物意外下落。乙意识到该货物着地的位置上刚好有同事丙在工作，由于极度担心丙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22]
(4)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通常是具有情感价值）的财产遭受损失，受害人因此遭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与上述案型不同，在事故中受害人并非基于人身性的损害或危险，而是由于其财产受损而遭受负面情绪并导致精神伤害。例如，某人请他人在家中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当她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屋顶冒出浓烟，熊熊大火烧毁了她的房屋和屋内的所有物品。她受惊并感到极度悲哀，事后发展为精神疾病。[23]
(5)案件并不涉及任何事故，受害人因被告的过错行为而直接遭受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例如，学校规定了过于严格的纪律制度，其中包括当众批评违反该制度学生的规则，一名学生在当众接受指责后感到极度尴尬和羞辱，并最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24]又如，一名警察因长期遭受同事的骚扰、排斥和欺凌而遭受精神伤害。[25]再如，医院要求一名年轻医生每周工作88个小时，经过数周高强度的工作后，该医生患上精神疾病。[26]
(6)受害人因为被告向其告知（虚假的或真实的）噩耗而遭受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就涉及虚假噩耗的案件，例如，电报发送人员错将一份来自于某地、写着“詹姆病危，急于相见”的电报发送给一对夫妇，该夫妇恰好有一个名叫詹姆的儿子在该地工作。收到电报后，母亲因极度担忧而引发精神伤害。[27]而涉及真实噩耗的案件，例如，某医院发现某一医务人员患有艾滋病，并将该消息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直接告知曾接受该医务人员手术治疗的患者。获悉此消息后，患者因极度担心自己被感染而引发精神伤害。[28]
第二顺位受害人请求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案型：
(1)受害人因亲眼目睹第一顺位受害人在因被告[29]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而受困于负面情绪并发展为精神伤害。例如，某路人刚好看到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工人不慎跌落地面而死亡的场景，其受到严重惊吓，并因此患上精神疾病。这种案件通常被称为“旁观者案型”（By-passer Case）；
(2)受害人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与其有深厚情感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但是事后赶至该事故现场、或者事后获悉或被告知该项事故，由此产生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

三、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比较法研究
（一）英国
在普通法上，过失侵权责任的确立需要具备四项要件：注意义务的存在、违反注意义务（即构成过失）、实际损害与过失行为间存有因果关系、实际损害并非过于遥远（Not too Remote）。精神创伤案件中绝大多数的争议围绕“是否存在避免原告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这个问题而展开，这也将是下文考察的重点。[30]另外，由于普通法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两种不同的案型，因此下文也将对这两种受害人分别予以论述。
1．第一顺位受害人或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判定
不同于第二顺位受害人，第一顺位受害人是直接涉人被告的过错行为的人。而如何理解“直接涉入”的概念，成为审理精神创伤案件的法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McFarlane v. EE Caledonia Ltd）[31]二审中，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Stuart-Smith LJ）详细分析了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事故的问题。他认为，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可能在三种情形下被认为“直接涉人”了事故：①受害人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却侥幸脱险；②受害人虽然没有实际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事故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他可以合理地认为自身的安危受到威胁；③受害人之前并没有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事后基于某种需要进入了该危险范围（例如，救援者）。而在该案中，原告麦克法雷恩是北海一个石油钻塔上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在一艘距离钻塔约550米的船只上休息。午夜时分，钻塔上发生一连串的急剧爆炸，导致167人死亡、67人受伤。原告所在的该船只两次驶近钻塔约100米处试图营救，未果。事故发生3个小时45分钟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工作人员被直升机接走。尽管原告事后被诊断遭受精神伤害，但是法院最终判定，他不属于上述“直接涉入事故”之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他并不构成第一顺位受害人。
如果受害人因为担忧他人（而非自身）的安危而在事故中遭受精神伤害，那么他是否属于“直接涉入事故”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呢？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上诉法院的两个判例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案件是扬诉查尔斯教堂（南方）有限公司案[Young v. Charles Church(Southern) Ltd]，[32]原告和同事科克一起搭建脚手架，在工作过程中，原告听到一声巨响，转头看到科克因不小自将电极与电线接触而意外触电。原告因为担忧科克的安危而受惊，并引发精神伤害。审理本案的英国上诉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虽然原告担忧的并非自身安危，而是第三人的安危，但是他仍然属于第一顺位受害人。第二个案件是西约克郡警察局局长诉斯科菲尔德案（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Police v. Schofield），[33]一审原告警员斯科菲尔德与警官杜丁一起去某一居民寓所检查发现的一批枪支，杜丁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拿起一支枪朝屋内的一堆折叠的床褥连开六枪，在几英尺外的原告则立即伸手保护住两名女户主。事后，原告被诊断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但是她在陈述中坦承，当时她并没有感到恐惧或担心自身的安危。二审的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并不是在每个案件中“担忧自身安危”都是“直接涉人事故”的必要条件；本案中的原告身处事故现场、又面临遭受人身伤害的危险，这就足以认定她是第一顺位受害人。
英国法不以“担心自身安危”为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要件，是对严格区分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受害人制度的一种变通。尽管担心自身安危是引发精神伤害的常见情形，但绝非唯一的情形。在某些特定案情下，事故中因担忧他人的安危或者单纯的意外受惊而患上精神疾病的受害人也需要法律的救济，但作为第二顺位受害人则较难获得赔偿。此时，法官往往通过扩大对“直接涉人”概念的解释，将此类受害人也纳人第一顺位受害人，从而使其获得赔偿。然而，这样的做法的客观后果是，模糊了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界线。
2．第一顺位受害人
在判定原告是第一顺位受害人之后，法院需要考虑的是，被告是否对该受害人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在审理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可被合理预见的精神伤害”标准，即“可以清楚地预见一个具有合理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也会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受惊、以致引发精神创伤”。[34]不过，这项标准被之后的佩吉诉史密斯案（Page v. Smith）[35]所修正。该案涉及一起轻微的车辆碰撞事故。驾驶汽车的原告在事故中并未受到身体伤害，但却遭受了精神创伤。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案件涉及的事故程度轻微，无法合理预见原告会因此遭受精神伤害，从而否定了原告的赔偿请求。然而，英国上议院在终审时认为，判定“对受害人是否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应适用“可被合理预见的人身伤害”标准。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合理预见直接涉人事故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可能遭受人身伤害（无论是身体伤害、抑或精神伤害），那么就认为被告对其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伤害的注意义务。一方面，这项新的判定标准降低了第一顺位受害人证明注意义务的难度；在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行为人承担了过重的注意义务，即在那些身体伤害可被合理预见、但精神伤害却无法被合理预见的案件中，行为人也被要求对遭受精神创伤的第一顺位受害人承担责任。这是佩吉诉史密斯案所确定的判定标准备受批评的根源。